也许是到了可以在这种场合说几句话的年龄，系里不只一次让我在迎新或毕业典礼上致辞，我都推脱了，因为不知道说什么好。这次应承下来了，只是觉得再三推脱不合适。其实，还是不知道说什么好。孙悟空曾诘问过一个樵夫：“你不是神仙，如何说出神仙的话来？”我主要是在稗官野史中讨生活的，神仙话说起来底气不足，甚至可能流于野狐禅。所以，还是给大家讲三个宋代的小故事吧。
第一个故事出自李廌在《师友谈记》里记录的苏轼口述。苏轼从凤翔还朝，英宗想把他召入翰林院为知制诰，这是起草皇帝诏令的要职。宰相韩琦不赞成，认为：“苏轼之才，是远大之器，将来自当为天下用，但有赖于朝廷的培养，使天下之士都仰慕钦佩，希望朝廷任用他。到那时再提拔，没人会有异议。如果现在就重用，天下之士未必信服，只会给苏轼造成拖累。”英宗又问：“既然知制诰不合适，让他修起居注总可以吧？”也就是负责记录皇帝的言行。韩琦说：“修起居注与制诰差不多，也不应现在就授予。”他建议在馆阁中给苏轼一个靠上的职位，以后再擢升。因此，苏轼得授直史馆。当时，欧阳修是参政，相当于宰相的副手，担心有些不喜欢韩琦的人跑到苏轼那里去搬弄是非。苏轼却说：“我明白韩公的好意，这正是古人所说的君子爱人以德。”
李廌上面的记载漏了一个细节，那就是在苏轼授直史馆前，韩琦还要求他经过相关考试。英宗认为不知道一个人是否有能力才需要考试，苏轼有什么不能的？但韩琦坚持要走程序，苏轼最终以“三等”的成绩通过了。苏轼曾在制策考试中得过一个“三等”，因为当时二等以上虚置，而“三等”据说自宋初以来，只有吴育与苏轼两人得过，是很牛的。这回考试《宋史》本传上说“复入三等”，想必也不简单。这个细节见于苏辙的《东坡先生墓志铭》。为什么在李廌的记录中没有？我理解是苏轼谦虚，没有特别对他炫耀。所以我们看到的英宗、韩琦对话，都是就事论事的。进一步想象，我们无法确认有没有韩琦的仇家在苏轼面前添油加醋、挑拨离间过。从苏轼的正面叙述看，对韩琦没有任何怨言，反而有充满敬意的肯定，我以为这至少表现出了苏轼坦荡宽广的胸襟与自信。
诸位走上社会，早晚也会面临职位升迁变化之类人事问题，不可能都是一帆风顺的，也不应指望一步登天。排除可遇不可求的贵人相助和属于不可抗力的小人使坏，在正常情况下，苏轼的态度是值得效法的，也就是正确对待个人的发展，不计较眼前得失。只要不断历练，提高水平，积攒人品，老天就有可能和欧阳修说的一样，“放出一头地”。
第二个故事出自施德操的《北窗炙輠录》，我经常说起，致力于推为经典。故事讲的是一个卖饼小贩，赚的钱只够吃饱肚子，却以吹笛为乐，每天收摊回家，就吹笛子，邻居们年年都听得到他嘹亮的笛声。他隔壁住了个富人，观察了很久，觉是可以对他投资，便对他说：“你卖饼那么辛苦，为什么不换个行业？”他说：“我卖饼很开心，为什么要换？”富人说：“卖饼虽然也不错，但赚的钱有限，万一遇到生病之类的大麻烦，靠什么救急？”他想也有道理，就问富人有什么建议。富人说：“我给你一千缗钱，你来经营怎么样？平时你可得温饱之乐，一旦碰到患难，手头也有余钱，比你卖饼所得肯定多了去。”他开始不同意，经富人反复劝说，才答应了。他果然赚了很多钱，但从此却听不到他吹笛子了，每天听到的都是他数钱的声音。他非常后悔，这不是他想要的生活，就把钱都还给了富人，仍旧卖饼。小说最后一句是亮点：明日，笛声如旧。
17世纪法国作家拉封丹的寓言中有一篇《鞋匠与金融家（或译“财主”）》，与这篇小说有异曲同工之妙。我没有能力做比较文学研究，不知道它们为什么如此相似？如果有某种影响的话，宋代的这篇小说应该是原创；但是否还有更早的渊源，就不得而知了。它表明，这个故事触及了一个人类自古以来就面临的共同问题，也就是物质追求与精神快乐之间矛盾。不是说赚钱不好，赚了钱也可以有别的、甚至更高的精神享受，我们不必采用二元对立的绝对思维作简单的抑扬取舍。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是以牺牲精神快乐为代价的，那就得不偿失了。诸位走出校门后，用钱的地方会越来越多，这个问题相应地也会日渐突出，必要时，也许可以反思一下这个古老的故事。
第三个故事出自洪迈的《夷坚志》，讲的是朱邦礼家有个女仆张二姐，容貌丑陋，朱邦礼让她在厨房做粗活。后来有个读书人刘逸民来拜访朱邦礼，朱邦礼赏识他的能言善辨，留他做了家教。刘逸民为人老实本份，朱邦礼经常称道他的人品，并让张二姐侍候他的日常生活。这也是因为张二姐长得难看，不会引起人的猜疑。再后来，张二姐的雇佣期满了，告辞而去。不久，刘逸民也走了。十几年后，朱邦礼进京参加省试，偶然在市场上闲逛，忽然听到有人叫他，回头看，却并不认识。那人邀请他到自己住的地方，换上官服正式拜见。原来他就是当年的刘逸民，已通过科举考试，在京城做了官。正聊着，一个女人盛装出来，在庭前向朱邦礼行礼，好像新娘子拜见长辈一样。朱邦礼起身避让，刘逸民请他坐下受礼，说：“您是老主人，何必谦让？”朱邦礼一问才知，这个女人是张二姐。刘逸民说：“自从离开府上，我因为没有人帮我背书箱，正好碰见她，就与她结伴同行，觉得她又勤快又老实，便留在了家里，更感到她性格温良，善解人意，可以同甘共苦，就结为了夫妻。我们有缘走到一起，多亏了您，这份恩情实不敢忘。”他们设宴款待朱邦礼，还送了很多钱表示感谢。
这个故事情节简单，似乎不足以成为经典，但明代的詹詹外史、很多人相信就是冯梦龙，却独具慧眼，把它编入了《情史》的《情缘类》，突出了刘逸民与张二姐的缘份，还在故事后面发表议论，引了一句堪称经典的谚语：“热油拌苦菜，自家心里爱。”并说：“业已相得，即王谢姬姜，弗与易矣。”意思是若两情相悦，即便王公、美女都不能替换。由此可见，在美满的婚姻中，人品、性格高于外貌、身份，只要有缘、有情，就是生活伴侣的不二人选。诸位也许已经有了意中人，也许还在等待有缘人，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有所困惑时，不妨体会一下个中情味。
上面三个小故事分别与职业理想、物质追求、感情期待有关，虽然不具备座右铭的警策，也不一定全面。事实上，我并没有刻意挑选，只是偶然记起，随意发挥，但我相信，人生在世，或为天下用，或自得其乐，应该都可以从先人的生活经验、情感和智慧中得到某种启发。孔子说，小说“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就是这个道理。我一向在古代小说中获益良多，也愿意借花献佛，就用这三个故事祝福诸位前程远大、精神富足、生活幸福！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