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ESG全球领导者大会于9月13至15日在上海市黄浦区绿地外滩中心举行，本次大会主题为“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以下为演讲实录：
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够在ESG全球领导者峰会上发表演讲，在这个重要的时刻，和大家在线上相聚。
上个月，我来北京出差。对中国在清洁能源创新和增长方面所发生的一切深感鼓舞。
在许多方面，中国正在引领着向清洁能源的历史性转型。ESG投资在这一转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ESG投资能够赋能投资者，使其不论投资规模大小，都可以投资与其价值观相一致的标的，让每笔投资都能为其想要创造的未来添砖加瓦。
这是一件很有力量的事情。同样重要，或者可能更加重要的是，投资于可持续发展也是企业和投资者防范风险，抓住机遇的方式。
企业和投资者现在越来越意识到，气候变化和其他环境问题可能带来重大的财务风险，他们正在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应对这些问题。
ESG投资提供了减少这些风险的长期战略——既能减少气候和环境影响所带来的物理风险，也能减少清洁转型和产业升级可能引发的转型风险。
这使得ESG投资更有可能长期存在并创造可持续价值。
此外，气候相关投资目前需求巨大，且正在迅速增长。
科学研究显示，到2030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需要比2010年的水平下降至少45%，才能避免气候变化导致的最严重后果，
这个夏天，我们看到了世界各地频发的的气候灾难，。这让我们明白，采取行动有多么紧迫。
威胁人们生命安全的极端高温出现在美国、中国、印度以及欧洲等国家和地区。
百年一见的洪水，现在变得经常发生。
能够瞬间焚烧大片森林甚至危及城镇的强烈山火不断肆虐，难以控制。
我们已经开始看到这样的灾难一旦来袭，到底会是什么样子。灾难到来得如此之快、如此之猛烈。
我们很难应对这些气候灾难——无论是在地方还是在国家层面。
我们绝不能陷入绝望。我们必须撸起袖子，坚定信心，大幅增加投资，加速能源转型，帮助社区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危险和危害，这些危险和危害正在与日俱增。
其中，最重大和最紧迫的需求，是全球需要对气候问题提供融资支持。
最不公正的问题之一，就是那些为气候灾难付出最高代价的人，往往是对造成气候变化贡献最小的人，在很多方面，他们没有做任何导致气候危机的事。
我们有责任来解决这种不公正的问题。我们需要加强对最易受气候灾难影响的人群的全球支持，且要快速加强，帮助处于气候最脆弱地区的社区。需要投资清洁能源，适应气候危机的影响。
我们必须心存高远，尽到我们自己的一份力量。目前，在清洁能源方面，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好消息。
今年，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全球清洁能源投资创下了1.7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
然而，我们知道，要真正实现全球气候目标，清洁能源投资的水平需要比化石燃料的投资水平高出许多倍。
彭博新能源财经预测，如果我们想要避免气候灾难，从现在起到2050年，全球共需向清洁能源项目投资194万亿美元。
将资本投资水平提高到这一水平，将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包括政府、市场、公共和私人资本、金融部门以及推动全球经济的企业、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共同参与。
因为想要解决气候融资不足的问题，不仅仅需要资本投资增多，还必须发挥公共和私人资本的创新和协同作用。
私人资本将承担我们所需的气候投资的绝大部分。尽管如此，我今天想要讨论的是公共资本能够做些什么，以帮助气候投资加速融到所需资金。
我们都知道，政府在激励私人资本追求公共利益方面有许多经过验证的，有效的工具。
首先，政府可以制定政策，引导公共资金和撬动私人资本应对气候危机。
仅去年一年，中国在风能、太阳能、电动汽车和电池方面就投资了5460亿美元，
根据彭博新能源财经的数据，这几乎占到了2022年全球低碳支出的一半。
欧盟成员国也已经同意使用6500亿美元的公共资金，用于气候和清洁能源投资，
这与更强的环保措施相辅相成，共同构成有雄心的的欧洲绿色新政的一部分。
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给予清洁能源税收激励的《通胀削减法案》。法案签署后，美国企业宣布的清洁能源投资已超过860亿美元。
我想强调的第二个工具是开发银行，无论是多边开发银行、国家开发银行还是地区性的开发银行。
开发银行在达成全球气候目标，帮助发展中国家提供可规模推广的气候解决方案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亚洲开发银行、泛美开发银行集团、世界银行集团和其他五家多边开发银行在2021年共同为亟需气候融资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总共590亿美元的投资，帮助缩小了这些国家所需的资金和私人投资者能够提供的资金之间的差距。
对于低收入国家来说，这尤为重要，因为将近60%的低收入国家面临着高额公共债务的压力，难以为清洁能源或其他迫切的公共需求融资。
2021年，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估计，到2030年，其气候融资批准额将达到500亿美元，助力实现巴黎协定目标。
在这里，重要的不仅是这些投资的规模，还有开发银行撬动私人资本的潜力。
我们需要私人资本与开发银行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我想强调的第三类强大的公共参与者是主权投资者，如主权财富基金和公共养老金等。
自然资源保护协会与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挪威的Storebrand资产管理公司，还有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共同合作，研究公共养老金和其他大型资产所有者在帮助缩小气候融资缺口方面的作用。
研究结果显示，其潜力是巨大的。
在全球范围内，公共养老金和主权财富基金管理着超过30万亿美元的资产。这相当于全球GDP的三分之一，足以让管理这些庞大资金的主体成为缩小气候融资缺口的主导力量。
中国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之一，很高兴看到社保基金在推动可持续投资方面取得的重要进展。
去年11月，社保基金发起了一项重要招标，邀请国内的公募基金投标管理ESG投资产品。超过二十家头部公募基金都参与了投标。
利用其规模和影响力，中国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正在向投资者们释放信号，有助于引导资金流向可持续项目。
这显示了资产所有者可以通过其投资决策和参与来催化积极变化，释放巨大影响力。
气候融资也可以成为帮助企业运营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持一致的有力工具。
近年来，我们看到许多大型资产池的所有者和管理者，以及各种规模的股东，在利用他们的影响力，推动企业做出改变，
从不可持续的产品和运营方式转型，成为更好的环保行动者。
资产管理者有很多方法可以参与到这种叫做“积极所有权”或“尽责管理”的实践中来。
除了在季度或年度股东大会上投票或提出投票提案外，积极所有者还可以与公司领导层展开对话，敦促其改善ESG表现。
今天，我们也面临着ESG和可持续投资方面的挑战。
在美国和欧盟，有人提出，支持可持续的行为和标为ESG的投资是不是在“漂绿”。
作为回应，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两年前成立了气候和ESG工作组，以制定举措，主动识别“漂绿”行为。
今年三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巴西矿业公司淡水河谷做出了5600万美元的处罚，原因就是进行虚假和误导性的ESG披露。
七月，澳大利亚证券交易委员会对美国投资巨头先锋领航公司提起漂绿诉讼，指控该公司在一只全球债券基金中对化石燃料相关产业公司的持有情况对投资者进行了误导。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在建议，增加考虑ESG要素的投资基金的透明度，提升投资者的信心。
包括为强调ESG实践的基金制定强有力的披露和报告框架。
还包括制定强制性的具体要求，以确保基金名称准确反映其投资内容和相关风险。
例如，如果一个基金的名称显示着ESG投资策略或使用了任何ESG术语，那么这些ESG因素必须是该基金投资策略的核心。完整、可比、可靠且强制性的披露可以成为建立投资者信心和信任的基础。
第二十八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将在两个月后召开，领导者们届时将齐聚迪拜，也许不会出现比这更好的机会了。我们应当在会上找到加速投资，使投资规模能够满足气候目标需求的方案，同时开始实施这样的方案。
像美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和欧洲这样的碳排放量大的国家，必须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找到一些方式，提振我们的碳减排雄心。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我们必须大幅增加气候援助，让气候融资流向处于气候风险和危害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我们也必须建立履行承诺的问责机制，确保我们现在就能采取必要的行动来推动我们明天所需的进展。
找到新的方式来充分利用公共和私人气候融资，对于实现这些目标都至关重要。
这必须是我们在迪拜COP上的核心。这是一项重大任务。
成功将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包括政府、私营部门、投资者和公司，以帮助创建一个有利于ESG和可持续投资的健康生态圈。
我们必须互相学习，支持彼此，并扩大我们的合作，以尽我们所能推动进展。
这是为所有人建立一个更加繁荣、更加可持续的未来的必经之路。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