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ESG全球领导者大会于9月13至15日在上海市黄浦区绿地外滩中心举行，本次大会主题为“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以下为演讲实录：
大家好，我是奥利弗·哈特，哈佛大学教授及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很高兴受邀参加2023年ESG全球领导者峰会。今天我将谈谈股东的“发声”机制。
历来，经济学家、金融界人士和律师们信奉的观点是：企业应实现利润或市值最大化。
接下来，我将把它称为股东价值最大化。
支持这种观点的理由非常简单：股东是企业的所有者，应该使其尽可能地富有，这是正确的事。
这样一来，股东们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支配额外的财富。
他们可以给自己买东西。如果他们有社会意识的话，还可以捐款给慈善机构，或为世界做其他善事。
这个观点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它是不正确的。
因为在某些情况下，企业在为世界做好事或者避免对世界造成伤害方面，相较于个人而言，更具优势。
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具备社会意识的股东，也常常是企业的终极控股股东，需要机制来发挥作用。如果你通过机构追溯企业的终极控股股东，你会找到谁呢？你会找到一些像你我这样的人，我们不仅对金钱感兴趣，还心系其他。我们会关心社会问题。
比如，我们可以会看到一家正在污染环境的企业，它可以选择减少污染。
这么做也许会影响企业利润，但是企业的股东，至少大多数股东，会说：“你知道吗？我觉得这是值得的。”
“我们愿意忍受较低的股息回报，以换取较少的污染，因为污染会伤害到其他人。虽然不会伤害到我们，但是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在意他们。”
因此，我与其他人合作，特别是与路易吉·津加莱斯一起，共同提出，用股东福利最大化来替代股东价值最大化。
因为我们要关注的是股东更广泛的偏好。
目前，股东推动企业股东福利最大化的方法之一，就是利用他们的投票权。
毕竟股东通常拥有投票权，他们可以通过股东选举、股东决议和董事会选举等，对公司管理施加影响。
我们称之为股东“发声”机制，这也是我的演讲题目。
我的网站上有一些相关论文。如果你在哈佛网站上搜索我，也能找到深入探讨这个问题的论文。
那么，该如何区分股东福利最大化和股东价值最大化呢？我们来举一些紧跟时事的例子。
假设，有一家石油公司能够通过牺牲利润，来减少碳排放。
尽管这可能会影响公司利润，但如果股东们被问及此事，他们可能会说：“我们更愿意减少碳排放，尽管这意味着股息会减少。”为什么呢？
有以下三点原因。第一，这家石油公司的投资者通常也会持有其他公司的股票，而这些其他公司的收益可能会因为大量的碳排放而减少。
这一点是股东们可能希望这家公司减少碳排放的一个纯粹的财务上的原因。
第二，股东也是人，他们可能不希望生活在一个炎热的世界中，所以他们可能会觉得：“良好的利润是不错，但气候变化更糟糕。”
“我们不喜欢气候变化，因为这会影响到我们个人、或者我们的子孙，我们很在乎他们。”
第三，有可能股东们就是很关心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其他人，这些人或许生活在遥远国度，不是股东自己，或自己相关的人。
要知道，大多数人都在一定程度有利他主义，他们除了关心自己，也会关心其他人。
出于以上三种原因，即使这么做对企业的利润不利，但这家石油公司的股东们也可能会说：“我们希望减少碳排放。”
再比如，同样这家石油公司可能会游说监管机构，或向政客们提供竞选捐款，以阻止制定可以遏制气候变化的法规，可能会被提上议事日程的碳税等等。
这些企业可能会花钱说服选民和政客们不要征收碳税，尽管这可能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方法。
并且，这些企业还可能资助一些研究，对气候变化的严重性、人为活动与气候变化的相关性提出质疑。
要知道，有很多人都在说，科学家们夸大了气候变化带来的危险。
他们资助的其他科学家会出来说，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并没有那么明确。
而在我看来，这些科学家大多都不可靠，但企业们可能会花钱资助他们的研究。
这些行为可能对石油公司的利润有利，但对世界不利，股东们可能不喜欢这些行为。
股东们是可以做一些事情，对企业说：“请停止这些行为”。
这些都是非常鲜明的例子，说明了经济回报与公司终极控股股东的真正需求之间可能存在偏差。
而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股东“发声”机制很重要。我们应该让股东就公司现在应该做些什么发表意见。
股东“发声”机制的开展存在一些困难。如今，美国大多数股票都是通过共同基金公司持有的，如先锋领航集团、贝莱德集团、道富集团等等。
而这些机构通常代替了投资者行使投票权。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他们“被投票”选了什么。
并且，大多数机构认为，他们的信托责任，即对投资者的忠实义务，要求他们只考虑经济回报，不考虑其他。
就美国养老金管理机构而言，这就是一项法律规定。
因此，机构会认为它们有义务基于经济回报来投票。所以在上述例子中，他们就会说：“好吧，我们要选择游说。”
“这对世界不利，但对雪佛龙公司的经济回报有利。因此，我们将对让雪佛龙公司停止游说的决议投反对票。”
我在相关议题上有一两位共同作者，我和他们都认为这太疯狂了。无论法律目前如何定义信托责任，但它肯定意味着你要对你的投资者履行忠实的义务。
但如果你的投资者关心的并不是经济回报，那么履行忠实义务时，也应该考虑到这一点。
那么，机构该如何做到这一点呢？至少有三种方法。
首先，是将投票决定权下放到个人投资者手中。
而不是让贝莱德集团、先锋领航集团、富达投资集团等基金公司替我们投票。他们可以对个人投资者，比如我，说；“奥利弗，你为什么不自己投票呢？”
“如果你想投票反对游说活动，那就投吧，这由你自己决定。”
事实上，这种投票权下放行为正在发生，虽然进展缓慢，但确实在发生着。贝莱德集团已经为他们的主要投资者实现了这一点。
目前，他们还尝试着为较小的散户投资者推出一些相关政策。
有些人听到这个消息时会说：“哦，这听起来不错，但这太疯狂了。实际上是行不通的。”
“因为像你我这样的散户投资者，该如何跟踪大量的委托投票说明书呢？”
“如果我们持有多种投资组合，我们就必须做出很多投票决定。而我们没有时间考虑这些，因为我们白天要工作。”
“而到了晚上，我们更愿意做其他事情，而不是投票。”
这听起来也许是不可行的。但实际上，新技术的产生使得散户投资者参与投票成为可能，这里有一种方法。
散户投资者们可以被提供一份专属的投票指导，这正是贝莱德集团正在做的事情。
例如，如果你非常相信宗教，那么你可以选择一份基于信仰的投票指导。
比方说你是一名天主教徒，就会有一份基于天主教信仰的投票准则。其基本程序是，如果你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则会倾向于以如下方式对社会问题或环境问题进行投票。
然后，你就会清楚会发生什么，同意指导中所提的投票建议，之后的投票就会根据该指导为你完成。
事实上，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做到比较细致的指导，而不是只提供一个标准版本。
有一家名为爱康诺的公司已经崭露头角，我相信未来还会有其他类似的公司出现，它能为个人投资者提供专属的算法。
你只需要填写一份问卷，让他们了解你真正关心的是什么。
然后，根据你对环境、社会和理财的看法，运用算法来为你投票。
因此，这算是一种个人定制。而不仅仅是通用的基于信仰的指导，是专属于你我个人的。
实际上，我自己也在用它进行投票。我相信这个领域还会有更多的发展。
因此，我认为，将投票权下放到个人股东层面的想法是值得认真对待的。
第二种方法是，由共同基金公司在个人投资者中征求意见，再根据得到的答案进行投票。
第三种方法是让共同基金公司制定明确的投票议程。
比如有这样一只投资于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基金。这是一只指数基金，它不会进行主动交易，但会提前对个人投资者声明：我们将以这种方式对某些股东决议进行投票。
个人投资者经过了解后，如果赞成其决议的话，就可以把钱投给该基金。
还有一些基金可能会声明：“我们将始终推动公司实现利润最大化，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如果你喜欢这种方式，也可以把钱投给他们。
因此，我认为这些方法都是具备可行性的。我的发言时间不多了。
我想指出，媒体上有大量关于ESG的讨论。
近期，有人指出，最近机构投票支持ESG决议的情况少了很多。
这是因为，在美国，ESG受到了很大的反对。
共和党人士指责贝莱德集团等机构投资者受觉醒文化影响太深。
因此，我认为，机构已经开始害怕了。因此不再支持ESG类型的股东决议。
我在这里提出倡议，推广我刚刚提及的三种方法的第一种，即把投票权下放到散户投资者手中。
这样一来，机构就不再参与投票，也就不会因为投票是否支持ESG而受到左派或右派政客的指责，因为他们不再参与投票了。
而政客们是无法指责个人的投票喜好的。
总而言之，我一直在阐述“发声”机制。我想强调的是，在我看来，“发声”机制是一种比撤资更有力的改善世界的方式。
与企业斡旋的另一种方式是，如果你不喜欢企业的做法，那就卖掉你的股票。但然后呢？
你把股票卖给了一个可能并不关心环境问题的人。要知道，你之所以卖掉股票，是因为你关心环境。
然而，你却把股票卖给了并不关心环境的人。这只会让这家肮脏的企业变得更加肮脏。
我的建议是，继续和肮脏的企业在一起，并促使它们变得更好。
最后，我想说的是，信托责任的整个概念，我认为必须改变。
我们不能再把投资机构履行忠实义务理解为“为我争取最大的经济回报”。正确的做法是，了解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然后去满足它。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