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2月13日，台北市长暨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在伦敦政经学院发表主题为“跨越对立-东亚和平的新愿景”的演讲，全文如下：
戴维斯院长、伦敦政经学院的师生、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首先，我要向戴维斯院长表达个人最诚挚的谢意；因为院长的妥善安排，才使我有这个特殊机会在此向诸位发表一些个人浅见。我此时此刻的心情是振奋的，一方面，这是因为早年留学哈佛大学的学院经验，让我一走进这里，就有一种回到家的温馨；二方面，则是因为能在此地与各位分享我个人的理念，特别是有关台海两岸、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繁荣的看法，我感到莫大的荣幸。
一八九五年，四位费边社的领导人贝翠丝韦伯、悉德尼韦伯、格汉韦拉斯、和萧伯纳，决定创立一所能够发扬他们社会改革理念的学校。伦敦政经学院在他们的努力下设立，并在此后一百多年间发展茁壮，被公认为是一所世界级的学术机构、顶尖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以及向全世界宣扬政治和经济理念的思想重镇。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请接受我对这所伟大学府的崇高敬意， 请接受我对它辉煌成就的感佩。
一、历史的交会与三民主义
历史的交会
同样在一八九五年，位于世界另一隅的中国也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一年四月十七日，满清主政下的中国与当时国力渐强的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台湾被割让给日本作为中国战败的代价之一。我所属的政党——中国国民党——即是在中国战败后到条约签订前的这段期间，也就是在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由孙中山先生所创立。有感于对日战败，中山先生矢志把中国从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手中解救出来，并将其建设成独立、民主、繁荣的现代国家。经过十八年的奋斗，中山先生率领同志于一九一二年成功地缔造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
伦敦政经学院于一八九五年创立，中国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也发生在同一年。或许诸位在回顾历史时，会倾向把这两件事看做独立的事件，但容我提醒各位， 这两件看似不相干的历史事件，曾在一位伟人的身上交会，他就是孙中山先生。
费边社与孙中山先生
一八九六年，满清政府在伦敦诱捕并绑架了孙中山先生。迫于英国舆论的压力，以及中山先生的恩师康德黎医生的奔走援救， 满清政府终于释放了中山先生。事件平息后，中山先生留在英国研究， 经常造访大英博物馆的图书室，研读欧洲政治概况与政治思想，并特别考察了流行于当时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思潮。其中，又以费边社的改良主义思想，对中山先生形成了最重要且最持久的影响。
不同于阶级斗争的途径，英国费边社倡议的是渐进的改革，强调的是理性的说朋，呼吁的是教育的重要。该社成员展现了强大的毅力，为他们的革新与进步论点进行理性辩护。而这种务实的社会改良主义，毫无疑问是建立在对民主与多元主义的坚实信念之上。
费边社的视野和远见，不仅促成了伦敦政经学院的创立，同时也在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思想的形成过程中，给予其甚大的启发，这毋宁是另一个重要的历史交会。
三民主义与国民党
由民族独立、政治民主与社会福祉三个理想所构成的三民主义，正是国民党赖以成立的理论基础。在对日战败的冲击下，中山先生以民族主义作为反抗满清政府的基调。民生主义在费边社的影响中萌芽，中山先生将其视为矫治当时中国社会与经济沈痾的良方，而它的具体实践更成为日后台湾缔造经济奇迹的重要关键。此外，对于中山先生及其追随者而言，政治层面的民权主义改革，必须与社经层面的民生主义改革同时并进，而不容偏废。
先是建设中国大陆，继而是一九四九年后的发展台湾，国民党的历史正是一部为实践民族、民权与民生理想的长期奋斗史。超过一个世纪以来，国民党一直都是中国现代化的主导力量。一九二六至一九二八年，它带领中华民国「北伐统一」；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七年，它戮力从事国家建设，创造了「黄金十年」；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它不懈地领导对日抗战，终至赢得最后的胜利；一九四六年，它开始实施民主宪政；一九四九年以后，则致力于建设繁荣和民主的台湾。
我确信，三民主义所揭橥的政治理想与价值，在今天仍然不减其意义。身处于这个更加复杂的、由晚期现代性与崭新全球化所交织而成的世界中，我们更必须持续地更新这些重要的政治理想与价值。
二、国民党在台湾的治绩
中华民国在台湾
在一九四九年之前，国民党将其大部分的政治精力用于维护国家独立和国家统一的艰难工作上。但另一方面，出于各种因素牵制，它在中国大陆所推动的民主试验并非是完全成功的。对日抗战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在严重的经济与社会危机中迅速地扩张其势力，打败国民党，并于一九四九年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于是，中华民国政府被迫迁移到日本于一九四五年无条件投降后归还给中华民国的台湾。尔后，国民党在台湾持续执政，直到二000年民进党赢得总统大选为止。
经济奇迹与社会福祉
国民党到台湾后记取了先前的教训，切实地依照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推动一系列的经济与社会政策。这些政策日后被证实是非常有利于经济的成长与社会的公平。国民党政府在台湾最杰出的成就之一，就是打造出一个致力于经济建设的「发展国家」，同时带动出一个活力充沛的市场经济体。在一九五0年至一九九九年间，台湾的平均经济成长率高达百分之八点一， 这足以见证国民党对台湾繁荣的重大贡献。
请让我再举一个也许各位会感兴趣的例子。诸位都知道，自一九八0年代后期起，台湾开始成为全球计算机、计算机外设产品与IC 芯片的制造中心。现在全球数一数二的晶圆代工厂——台积电和联电，是在国民党执政期间财团法人工业技术研究院的辅导下，才逐渐地发展茁壮，而致举世闻名。我在这里要特别感谢伦敦政经学院，因为那时成功地带领台湾产业升级的行政院长，正是贵校所培育的优秀人才——俞国华先生。
台湾杰出的经济成就，使得世界银行在一九九四年将台湾以及新加坡、南韩和香港等表现出色的经济体，恰如其分地喻为「东亚奇迹」。而这益加证明的，正是国民党政府于五0年代至九0年代，治理成绩的不容小觑。
更值得一提的，台湾是极少数能够成功地在经济成长与社会公平之间，保持微妙平衡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举例来说，在一九九九年，即政权从国民党转移到民进党的前一年，台湾前百分之二十收入最高家庭的平均所得，是百分之二十收入最低家庭的平均所得的五点五五倍。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之林，甚至是在发达国家之林，这都是极低的贫富差距。
但是很不幸的，自二000年民进党执政以来，台湾的经济成长率就迅速下滑。台湾内部的、台湾跟国外之间的经济差距，都扩大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
自由化与民主化
当然，我举出这些经济与社会成就，并不是为了遮掩国民党在一九八0 年代中期走向民主化之前，在中国内战及冷战的背景下，而长期维持的威权统治。我本人曾在许多场合，为国民党过去一些违反人权和背离法治的不当作为公开道歉。这些不当作为包括：一九四七年在中国内战与台湾脱离日本殖民统治的环境下，对「二二八事件」的不当处置；一九四九年实施戒严后，随着冷战态势而升高的五0 年代「白色恐怖」；以及横跨五0 年代与八0 年代，在政治、言论、媒体和出版自由方面的不当箝制。当时，在国家安全需要的理由下，数千公民未经合法程序即遭拘捕、刑求、监禁、处决、或软禁，许多书籍、杂志或其它出版品遭到检查、查禁、或没收。虽然这些不当作为已在国民党推动自由化与民主化的过程中，于一九八七年七月解除戒严后停止，但留给受难者和其家属的，却是难以磨灭的创伤与悲痛。正因此，每当我代表国民党为其过去不光彩的作为道歉时，我总是怀抱着感同身受的真心与诚意。
但与此同时，我为国民党在台湾推动自由化与民主化的一切努力感到骄傲。如果不是国民党在过去的执政中，成功地替台湾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台湾恐怕无法享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可持续的自由民主社会。而在八0 年代中期以来台湾民主转型的过程中，国民党亦扮演了无可取代的积极角色。在一九九六年的总统直选后，国际社会已将台湾视为一个完全的民主社会。而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国民党也已成功地转型为一个现代民主政党，并由党员直接选举党主席。我必须骄傲地指出，过去六十年间，很少有发展中国家能够同时兹顾经济成长、社会公平与政治安定。台湾在民主化过程中所成就的「宁静革命」，唯有其「经济奇迹」可与之媲美。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请容我高兴地告诉诸位，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理念，也就是政治民主主义，绝大部分已经在台湾获得了具体的实践。虽然国民党在二000年后成为台湾的在野党，但国民党作为一个「负责的反对党」的表现，再度为它赢得了广泛的民意支持。二00 四年的立委选举，国民党及其盟友维持了立法院的多数地位（二百二十五席中赢得一百一十五席）；二00 五年的县市长选举国民党也大有斩获（在廿三个县市中赢得十七席）。国民党所获得的普遍民意支持， 使我们有可能在二00八年赢回执政权。
三、跨越对立分离不是解答
近年来，一些台湾的政治人物主张，台湾应该藉由制宪正名、应该藉由切断与中华文化的脐带、应该藉由升高内部的省籍对立、应该藉由挑起两岸间民族主义式的仇恨、应该藉由压抑台海两岸日益频繁的各项交流、甚至应该藉由与中国大陆进行军备竞赛的方式，以遂行单边的分离主义计划。但基于如下的理由，我个人完全无法认同这种思维方式。
在今天这个快速全球化的世界里，「分裂」或「分离主义」绝非是确保政治民主、经济与社会繁荣的唯一方法。台湾理所当然要确保其民主的成就，但这项考虑却不应该与台独分离主义混为一谈。相反地，我们必须尽力与中国大陆达成可能的和解。确保台湾民主成就的关键在于对话，而非分裂。
更进一步来说，片面的分离主义行动只是一帖召唤劫难的药方。实际上它将升高台湾内部的对立，重启两岸停歇的内战。而那将是一场全面的战争，既危及台湾的生存，亦重创中国大陆现代化的努力。同时，由于美国和日本将无可避免地被卷入台海冲突，这帖分离主义的药方不仅危害台湾的利益，更势必动摇整个区域的安定与世界的和平。
两岸关系发展
过去二十年间，台海两岸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台湾居民赴大陆的人数与次数，在一九八七年还只有几千名，到了二00 五年已成长到了四百万。两岸间的双边贸易，在一九八七年还不到一亿美元，到了二00 五年已增加为七百一十亿美元，扩增了七百倍。中国大陆已成为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购买了台湾百分之三十七点八的出口品。二00 五年，台湾对大陆享有四百九十七亿美元的顺差，这数字远超过台湾贸易顺差的总额；这意味着，如果台湾断绝与中国大陆的贸易往来，那么台湾对其他贸易伙伴的贸易逆差将高达四百二十亿美元。与此同时，已有超过七万家台湾企业前往大陆投资经商；他们自一九八七年以来至少已投资了七百亿美元，据估计创造了一千万个工作机会。在另一项统计中，大约有七十五万台湾住民旅居中国大陆，这占了台湾总人口的百分之三。以数据作为明证，台海两岸在经济、文化和社会层面的交流规模，可以说已大幅成长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
但两岸间的政治关系，却因为一九九六年台湾第一次总统大选时的飞弹危机，而开始陷入僵局。虽然在一九九八年，台湾方面派遣企业家辜振甫先生赴中国大陆协商，使得情况获得改善，但前总统李登辉于一九九九年接受外国记者专访时一席「国与国的特殊关系」之谈话，却又使得两岸政治互动再度停滞不前。而二000 年政党轮替后，陈水扁总统为讨好民进党内部分离主义者的种种举措，更导致两岸关系雪上加霜，并最终加剧为二00五年三月十四日中国〈反国家分裂法〉的制订，以及民进党在台北市所发动的二十七万五千人抗议大游行。为了化解两岸政治僵局，国民党前主席连战先生于去年四月赴大陆进行了破冰之旅。这趟包含与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先生会面的「和平之旅」，是一次伟大的和解行动，不仅大幅消解了两岸间的紧张关系，也为国民党未来的两岸政策奠定了基本方向。
交流的领域
我们将依据连战主席与胡锦涛总书记在二00 五年四月所达成的各项初步共识，继续逐步推动有利于两岸双赢的各种经济、社会和文化交流。事实上，国民党已于二00 五年八月十九日召开的第十七届全会中，将连胡的五点「共同愿景」列入了党纲。在政治方面，国民党若能于二00 八年赢得总统大选，我们将尝试恢复两岸间以「九二共识」为基础的政治对话。「九二共识」乃两岸双方为寻求共通点与建立互信基础，在一九九二年于香港所达成的默契，其重点在于「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即双方都接受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但容许、尊重各自不同的诠释。对我们而言，「中国」指的是中华民国；对他们而言，则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我们不会让彼此不同的表述方式，去阻碍两岸在其它方面的各种交流。
进一步来说，两岸和平发展的中程目标应该在于：双方协商出一个可行的和平协议，并以此作为指引未来数十年间两岸和平互动的基本框架。当然，这种和平稳定的互动框架能否实现，端看我们能否克朋一些依然存在的政治阻碍。在这方面，我要邀请诸位共同思考一项非常重要的政治课题。
在一九七一年中华民国被迫退出联合国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即普遍地被视为是代表全中国，因而包括台湾在内的唯一合法政府。从此以后，亦即三十多年来，台湾两千三百万人民在国际社会中一直没有真正的代表，被不厚道地拒绝了参与大多数区域及国际组织的权利。这一点正好让今天一些主张台独的政治人物拿来利用， 他们鼓吹台湾唯有与中国作彻底的切割，才能重返国际社会，才能获得尊严。我想，问题所在是一种对承认的需求。在政治上，被承认与否并非完全无关痛痒。
但我认为，对承认的心理需求，并不能用来合理化片面的分离主义行动。因为在分离主义之外，还存在着其它更有效、代价更低的政治选择。更何况，承认，未必会随着台独分离主义行动而来，因为世界上少有国家会愿意在这个极高度敏感的问题上，不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决裂而承认一个独立的台湾。不过，务实地说，任何两岸和平框架要可长可久，都必须充分确保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政治自由。
国民党坚定地支持两岸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维持台海现状，并反对任何对现状的片面改变，更反对所有非和平的或违宪的改变现状手段。
因为中华民国宪法是一部一中宪法，所以不排除当两岸间的整体发展条件趋于成熟时，换言之，当中国大陆在政治民主、经济繁荣和社会福址方面的发展可以与台湾相互调和的时候，以两岸的终极统一作为选项。
再由于台湾已经是一个完全的民主，要实现两岸统一必须取得台湾人民的同意。即因如此，我们没有统一时间表。而无论是对台湾还是对大陆来说，统一都不具有急迫性。
我认为，若要为两岸统一创造有利条件，则中华民国在台湾作为一个已确立的民主政治实体必须获得尊重，作为一中架构下的政治伙伴的对等地位亦必须获得承认。这些问题对两岸而言都是巨大的政治挑战，而这更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两岸亟需恢复有意义的对话。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今日的中国大陆已经不再是过去我们所认识的那个贫困的、极权的中国。三十或四十年前，与中国大陆进行和解是一件令人难以想象的事，但情况已不再是如此。虽然中国大陆表面上仍尊奉共产主义意识型态，但我非常乐见它在最近二十年来，不仅创造了一个富有活力的经济体，也改变了上百万穷苦农民与工人的赤贫状态。这项令人印象深刻的努力，我们希望将会是中国大陆迈向更佳的社会福祉与更大程度政治开放的重要一大步。
诚然，要在中国大陆逐渐落实民生主义和政治民主，还需要一段时间，也许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在农村和内地仍有八亿人口的情况下，要进行剧烈的政治改革是很困难的，甚至潜藏不测。我相信中国大陆需要的是持续渐进的社会与政治改革，而在此，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及其所孕育出的「台湾经验」仍有其重要的参照意义。在我领导下的国民党，愿为中国大陆的进步发展做出贡献。时至今日，该是让台海两岸终止内战的时候了。我们应该在互信、以及追求和平与繁荣的共同愿景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具建设性的新互动关系。
毫无疑问，国民党现在是一个根植于台湾的政党。但它清楚的台湾认同，既不会令其自闭锁国，亦不会让其随分离主义起舞。我非常有信心，国民党在争取台湾人民的最佳利益、捍卫台湾民主成就的同时，也能对建设自由、民主、繁荣的现代中国的未竟事业和宪政使命，作出重要的贡献。我们没有时间继续操弄对立——诸位，我们会愈合伤口，跨越对立。
东亚的开放型区域主义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我所来自的东亚，百年来饱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内战、冷战、及国族主义对立之苦，致使无数生灵无辜牺牲。反思现代东亚的血泪史，我倾向认为，我们东亚人民应可从欧盟的经验中汲取宝贵的教益，以进行和解的试验，并思索主权共享与开放型区域主义的可行性。
一百年前，孙中山先生曾倡议「大亚洲主义」以对抗西方帝国主义。但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里，东亚所需要的是一种以促进区域内、外的和平、繁荣和民主为目标的开放型区域主义。而要使这种开放型区域主义具有可行性，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勇于面对、检讨、反思历史上发生的血泪与谬误，如此方能超越现今的仇恨与对立，并共同探索以未来为导向的东亚和平愿景。
从这个角度来看，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关系也必须放在历史与区域的脉络中来思考。两岸人民间的进一步交流，本质上亦属于东亚人民间迈向东亚共同体的一环。恪遵中山先生的遗志，国民党以东亚的开放型区域主义为理念，不仅将矢志促进两岸人民的和解互助，更将奋斗不懈地推进东亚以及世界的和平。
结语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该是我做些总结的时候了。二千五百年以前，齐宣王问孟子：「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对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以大事小者， 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
且让我们期许台湾有智，大陆有仁，携手成为催化区域与世界和平的主导力量。让我们给和平一个机会， 让我们使之成真。我们新国民党暨台湾人民，绝不逃避这个历史挑战与责仸，绝不轻言退缩或放弃。台湾海峡不应该是充满战争风险的「烽火地带」，而应该是连结两岸伟大人民的一条和平、繁荣与民主的康庄大道。
今天，我们必须戮力开创东亚的新时代，一个由新愿景和新典范所启发的新时代。因为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跨越半世纪前历史所遗留下来的对立。我的朊友们，这即是我的理想。今天，我与诸位分享了我的理想。最后，恕我做出一个诚挚的请求：且让我们一起为廿一世纪的和平、繁荣与民主共同奋斗！
非常感谢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