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17日由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与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联合举办的“穆迪—中诚信国际信用风险会议”于在北京柏悦酒店召开。本次会议的主题为“中国能否抵御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风险？ ”。中诚信集团创始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毛振华做了主题发言，以下为发言实录：
大家早上好，刚才叶总讲我来做这个开篇的报告，关于宏观经济形势的一些分析。我这个报告我讲了很多次了，基本上每一次报告我都有个准备，我也是想这次给大家带来什么，因为宏观经济不是每天都变的，过段时间再讲一次前瞻，好多就容易重复，我也是很认真的想大家关心什么问题，因为宏观经济从2008年以来就发生了一些变化，因为大家都对这些问题有了一些分析和判断，应该说过去我们的判断没有什么变，趋势性的东西没什么变化。
我们也就宏观经济的风险做过一些分析，现在我觉得经济形势走势的分歧并不是那么大，国际上有人说中国不行了，大家也知道其实也不会那么快不行，说很好，中国一片天是好的，现在也不是，大家的共识觉得中国经济还是有很多复杂的因素来支撑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还遇到很多问题。
同时，大家也都有一个共识，中国经济累积了很多风险，因为在中国走入市场经济以来中国没有经过一次真正的系统性的大的危机，这在市场经济国家里是不多见的，中国这个经济体实际上很难说你自然而然的这个经济体系就已经完全消除了周期性的危机，你就没有这样的问题了。所以，风险在没有消除之前，我们的风险实际上是一个累积的，大家对这个问题也有一个基本的共识。现在我们的分歧在哪里？关注的问题在哪里？有了这么多的共识，经济增长的趋势我们看的比较清楚了，风险我们也认识到了，我们怎么处理？这是很重要的。
最近大家关注中央关于经济政策大家说有一个微调整，大家应该注意到，我是比较关注这件事情，一个是中央财经小组的决议，李克强总理在两院院士会上的讲话传递的信息，国务院办公会议传递的信息，好像对我们去年以来我们认为的微刺激还是叫不刺激，不刺激改成微刺激，还是说对我们现在来讲是长期的调结构防风险和短期的保增长之间，我觉得这个天平在微弱的发生变化。保增长是不是重新成为了中国经济政策的主线？换言之，我认为我们对经济风险的一个认识，在经济风险面前就事论事，还是换取时间，换取空间，我觉得这是一个关于风险的认识，从这个意义探讨，我觉得我们很有必要来研究宏观风险，来认识宏观风险，并且在认识宏观风险的同时我们来研究怎么来消除这些风险或者抵御这些风险或者缓和这些风险的办法。这是我这个报告自己的一个考虑。
报告分三部分，首先讲宏观形势和风险，第二是我们宏观风险释放应该怎么释放，应该有个基本的思路，最后我们谈一些具体的政策。
首先看宏观经济形势，从外围来看，应该说现在我们已经能够做一个判断，2007年就开始，中国是2008年开始的以金融危机为标志的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应该说我们看的比较明白了，我们早就判断美国经济已经走出了这个危机，已经渡过这个危机期，重新走到一个增长的轨迹，欧洲最困难的时期也已经过去，但是说复苏就走的很好还难以确认，日本已经看到一些数据，还是不错的，安倍经济学对过去的经济政策有很重大的调整，这种调整都应该有一个政策效应。可预计到它现在的增长在它的政策背景下是有可能的，但是长期来看安倍经济学是不是一直能得到一个好的增长，经济学家们都认为那是不可能的。日本经济到底会有什么结果大家也说不清，但是日本经济的现状比过去要好，比过去长达二十多年的低增长，甚至是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这么一个局面有所改变。
从美国情况来看，美国的失业率也开始有所下降，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数据，外围情况来看，我觉得还是不错的，美国的消费也是上升的，当然数据有小微调整，但是从趋势来看这一点是可以得到确认的。
实际上这个经济危机之后，市场经济制度，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经济制度并没有受到根本的打击，特别是美国在全世界的经济地位，除了中国的上升因素之外的其他的影响和地位并没有什么改变，甚至更强，包括美元并不是它就崩溃了，这些事情没有发生，这是我们要认识到的一个最基本的情况
中国经济我们还是在延续下行的通道，我们已经连续好多个季度增长率是下滑的，当然我们不是负增长，有些也不错，现在我们总理也讲把保证两会提出来的目标提到很高的程度，说这是我们对党和人民的承诺，保增长，大家知道这个意思，现在我们的增长率没有到7.5。这也是我们过去很多年份很少出现的，经济增长率低于我们政策的预期，这是比较少见的，同时也反映了经济层面中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经济还是在一个下行通道里，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判断。当然，我们可以预计，因为中国总理的讲话，我们可以预计下半年还会上升，估计还会有一些刺激政策出台，如果没有刺激政策，我们也很难拾回上升的通道。
从经济增长的情况来看，我们题目是讲调结构，经济结构调整对我们来讲，我们引入了一个最新的概念，过去我们讲经济结构最宏观的结构，因为我们讲经济结构调整这个词儿从我上大学起，70年代，我开始工作是80年代，那个时期我们都讲调结构，永远在提这个事儿，没有一年不讲调结构，永远在讲这个问题，但是只有2008年以后我们才提一个新的调结构，调整个经济增长的动力，我们要由出口、投资、消费变成国内消费、投资和出口，这是很重要的。
过去的很多年份里投资都是很重要的，甚至短暂年份出口成为第一位，现在我们希望把国内消费变成第一位。实际运行的结果很难做到，因为消费需求我们要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就依赖于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依赖于普遍收入阶层的收入大幅度提高，来改变国家、企业和这些部门之间的分配，这个并不容易，并且中国现在看起来财政结构并没有完全的改善过来，这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像去年我们国内消费比例还有所下降，并没有实现这个宏观意义上的调结构，投资仍然是一个最主要的动力。这个局面没有改变。
我们另外看到即便这样，我们固定资产的投资增速也是下降的。刚刚公布的5月份的数据，我们的基建投资的速度是有所上升，但是它是被房地产这些领域里下降的，制造业也是下降的，只有基建本身，基础设施项目本身增速是提高的，这也是反映一个问题。因为大家知道制造业也好，房地产也好，还算是实体经济的一部分，基础设施建设这部分好多效率很低，它形成的投资需求也不是一个完全市场化的需求，这是我们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投资需求下降现在也反映了房地产市场本身出现的问题，房地产现在销量有很大的问题。所以，现在大家反映出来房地产的库存，特别是中国另外一个除了新房的库存以外的，已经在市场上出售的房子，形成的再库存，这个是过去很多人没有分析到的，所谓的二手房的市场，二手房市场的空置率也很高，并且二手房的交易很不活跃，听说在北京你想把房子卖掉就别问，上一次成交价钱打个八折有可能卖掉，牌子挂出去几个月也没人找你谈判，看一看的可能有。房地产在这个背景下还有可能下滑，过去房地产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这是很大一个问题。整体经济下行的趋势和压力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想办法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来鼓励企业投资和鼓励企业扩大再生产。这个情况下我们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跟我们M2的增长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M2的供应量一直比较高，利率一直上升，现在特别是利率的发现者，市场所谓互联网金融，是利率的发现者，今天不讨论这个问题，我认为互联网金融也是个伪命题，很多年轻朋友也搞互联网金融，我也研究了一下他们的东西，金融是个资源配置工具，核心是个风险控制，互联网金融基本上这两件事情都做不到，特别是不做风险控制，现在搞一个资金集合体去谈存款，但它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市场化利率的发现机制，它能让大家感觉得到到底能接受多高的利率，P2P公司的利率很高，那些什么宝集资存款的利率很高。再来看利差，这两个利差之间基本上是中国的市场利率的真实反映。
所以，企业的融资成本是非常高的，这对整个经济来看既有困惑的一面，同时也看到它风险累积的一面。我们制造业的情况依然不是很好。PPI指数从汇丰指数来看一直是线下，以大宗企业为主的得到政府支持的指数来看，从我们自己趋势来看，尽管在线以上，但是趋势也是下行的，一直没有提升。所以，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担忧，就是制造业的问题。从我们过去市场的局面不好，从我们的库存，从我们产能过剩，从这样一些趋势投入，整个投资是减少的，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担忧。
这种背景下我们认为中国的经济是多种风险持续累积，我在人民大学做研究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报告，应该是2007年做的，2007年做报告的时候我们那个模型认为2007年就是中国经济周期的顶点，2007年以后中国经济就将步入一个下行的调整期，出台这个方案的时候没有考虑全球经济危机，也没有考虑中国经济遇到的问题，只是说经济规律本身，因为市场经济相伴随的就是经济周期，就像一个成熟的女性的生理周期一样的，它靠这个周期调整来转换经济结构，来优胜劣汰，来为新的一轮螺旋式的上升来酝酿这么一种增长动力的。
这是我们的分析，没有想到的是全球经济危机是以危机的形式，中国处于同步，过去中国不同步，我们正好处于下行期的时候来了一个全球危机，全球危机之后，全世界的政府采取了极大的力度，非常大的力度，政府干预，中国尽管不是一个危机性的，是一个调整性的周期，不是一个危机的周期，不是用危机来体现，但是我们也跟国际上一样，尽管我们没有遇到危机，我们也采取了跟危机的国家一样的，甚至更猛烈的政策。所以，就使得我们在上一轮增长的时候，该调整的，该处理的问题并没有有效的处理，反而因为2008年以后我们的强刺激政策，把有关的问题进一步的加剧。所以，风险并没有释放，甚至是进一步的累积。
所以，我们从这几方面来看，一个是消费需求没有什么新的动力，其实这个问题大家有兴趣来看文件，我们在中共中央关于十二五的规划的建议书里就提出来，因为大家不是做研究的，做研究的话你看这个报告，你看这个报告的时候，当时我们看报告都很兴奋，那个报告基本上就像一个经济学家写的报告，而不是一个政治的报告，说的很清楚，逻辑说的很明白，就是要转换经济增长动力，让消费需求成为我们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标志。但是这些年下来以后你发现根本没有做到，只是在投资和出口之间转换，消费需求这一部分还是没有起来。像去年比较重要的情况，去年还有所下滑。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么长时间，2007年开始，2008年开始，现在已经过去了快八年的时间了，这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在这上面没有什么进展。
第二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很宏观的，就是我们把短期应对危机的刺激政策常态化，经济增长严重的依赖货币供给，这是2008年以后出现新的问题。全球的主要经济体都实行了短期应对措施，都采取了刺激政策，当然我们后来也知道中国四万亿，其实不止四万亿，四十万亿也不止，我们总量是这么大，但是更大的问题还不是总量，因为美国没有国有经济，美国对市场的注资，对企业的救助都是在市场进行的，它对企业的投资是成功的回收。
我们当时在做刺激政策的时候，关于这个问题我上一次专门讲过，借道国企，我们借用了国有企业这个通道来实施这个政策，我们跟西方国家一样，都走了扩信贷扩投资的道路，但是我们开始是借用，现在实际上根本不是借用，是高速公路，不能关闭的。这又是很大的问题，我们没有回收市场的流动性，更重要的是我们对国有企业大量的获取了资本，获取了社会资源的配置能力。这些企业没有能力偿还这些债务，特别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也是新的企业，实际上没有能力偿还这些债务。
所以，这就使它常态化，必须保持这么一个负债的规模，所以，经济增长严重依赖货币供给，现在货币供给是大大超过了经济增长率。所以，现在我们新增的货币供给和新增的GDP差不多2：1，这个数据有很大的变化，我们增长的起点，2002年，2003年的时候，我们GDP和M2的比值大概是1.2块可以创造1元的GDP，现在我们要2元才能创造1元的GDP，这是很大的变化，也反映经济泡沫的累积。
第三，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杠杆率过高，过高是两块。一个是跟我们过去比，过去我们比较低，特别地方政府过去没什么负债，突然爆发，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过去有分析，所以，评级机构的问题总是遇到很多质疑，你们怎么看国有企业，怎么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他们级别为什么给那么高，有很多质疑，过去我们有些分析，我们认为总体上看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还是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
很大的一个原因是我们过去没有负债，很有可能在未来债务市场形成一个债务的基数，中国地方政府除了国外政府一般的特点，一般的收入之外，它的市政公用项目之外，我们还有一块经营性国有资产，这是我们比较大的一块债务基础，但是根本的问题还是债务基础，但是跟我们过去比，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是个资源，有机会还是要负债的，我们只不过在很短的时期内效率很低，大家把资源给用掉了，用满了。所以，我们应该说在这个意义上讲，在一种法制不健全，运行不透明，偿债信用机制不够健全的背景下我们来完成的，所以，应该说我们杠杆率过高，效率很低，这一块资本效率非常低。有人统计国有企业负债增长和市场部分的利差比国有企业实现的利润高得多。反过来说这笔资本是效率最低的资本。
另外，房地产市场的泡沫，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之后有可能破灭，因为我们知道的美国的金融危机的引爆也是从房地产泡沫破灭开始，房地产泡沫破灭和金融的泡沫破灭相结合，房地产是引爆的。尽管我们知道，但是我们2008年以后又经历了房地产市场价格剧烈的上浮，我们知道房地产泡沫可能出问题，价格要控制，但是尽管如此，国务院出台了好多好多，今天国几条，新几条，旧几条，但是2008年以后，在我们真切知道房地产有可能出现泡沫破灭的情况下，房地产市场的价格还大大上涨，起码翻了一番，甚至两番。这种情况下房地产累积的问题很大，我看现在不用出台什么限购令和限制政策了。
现在我们考虑的是怎么防止房地产泡沫灾难性的破坏。如果灾难性的破灭就会引发金融系统的问题，大家知道影子银行的钱去了两个地方，主要的地方去了房地产，是民间市场的，另外去了地方政府。所以，这个泡沫破灭就会引发整个中国金融体系的问题。现在有没有可能性？可能性是有的。它的确从各种指标分析，房地产的价格是高企的。另外，未必一定要爆发，这个有争议，但是这种可能是存在的，并且它的可能性在加剧。产能过剩的问题专门还有分析，后面专门有同事要讲，我就不再说了，这个问题也很大，特别是资本密集型行业的生产，比如钢铁工业，都是资本密集型的，这些高负债的产能过剩是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高度关注什么东西能引发金融上的问题，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说过1929年以后的经济危机都是金融危机，无一例外最后都体现到金融上，我们高度关注跟金融会有什么关系。当然我们知道整个流动性的泛滥和经济的扭曲，既有时间错配，也有主体的扭曲，这个问题现在看起来已经进入到相当的程度。去年我们的钱荒是一个力证，钱荒有没有可能重现我看尽管央行加大了这方面的监管，加大了预警，但是钱荒的危险还是客观存在的。
风险累积里现在大家知道的新的问题就是庞大的影子银行监管套利，中国还有一个可以说影子银行到底是影子银行还是银行的影子，我看可能也是银行的影子，那钱都从银行出来的，现在有些问题的处理最后银行来买单，为什么兜底？因为都是银行的客户。银行的信贷客户，银行的存款客户找了个通道，把资产从表内挪到表外。
风险的累积到了相当的程度，我们一定要面对这个风险，要解决这个风险。怎么办？第二部分我们讨论一下风险释放的基本思路。我们认为风险的释放的核心要避免系统性的风险，延长风险释放的时间窗口是很重要的。所以，要实现风险的缓释，在发展中解决风险释放问题，这是我们要树立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风险到了刺破它，就像我们说一个轮胎打气打的很足，又在阳光下暴晒，那一种可能就爆了，这个车就走不动了。还有一个办法你要有能力放气当然很好，放不了搞个慢撒气也行，慢慢跑到一个修理站在那儿换胎。所以，我的基本判断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时间窗口。
我们讲了经济结构调整，让经济重拾增长的动力，重拾增长的活力来解决经济长期增长动力和风险的问题。题目为什么选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风险，我们觉得经济结构调整是一个过程，是个必由之路，但是它有过程，有可能你的调整没完成风险就要爆发。
第二个问题我们讲改革，大家知道改革何其难，我前面专门讲改革，从去年三中全会前一年我们开始谈改革，各种各样的期望，三中全会改革方案提出来之后，每个人都很高兴，都回答了问题，不管立场是左的是右的，也不管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也不管是市场化的还是属于政府派的都比较满意，但是实际上的结果就是改革很难做，什么都提到了，就是概率。现在进一步提出法治先行，以法治为基础，先改法再改政策那就更难了，改革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经济改革是很大的概念，改革寻找突破口，我后面有分析。
总的来说，一切的一切，我们面临巨大的风险的累积，这个泡沫不能再做了，做做就可能爆的情况下，最重要最重要的是时间窗口。
我们知道经济结构调整我们认为是一个必由之路，这个话已经提了很多年，但是我们看经济结构调整的概念，也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体制改革也是我们从根本上抗御风险很重要的一点。体制改革的红利是最大的红利，我们有足够的认识，以前这个题目我讲过，我们就是要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同时我们要大力发展非公经济，从经济的运行机制上讲的话，我们要解决市场经济跟法治经济，不能是人治经济，并且我们要调整收入分配关系，这些都要通过改革才能实现我们一个新的格局，新的格局就是市场起绝对性作用的，当然我希望还是把基础性作用加上，十八大报告跟以前的报告比成功的提到市场经济起决定性作用，其实我很怀念以前的基础性作用，都加上就好了，基础性作用很重要，把骨髓里的东西都说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可能是最后一下子，还是要靠基础性的结合。
这几条是很重要的，所有制改革微观基础在这儿，有必要重新提出，过去中国似乎已经解决了，因为我们的改革就是发展非公经济，就是一个计划体制下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微观基础。都是国有经济的时候，统一所有制企业之间的交换和价格都是不完全的，统一所有制企业之间的交换本身不是一个市场行为，也不能实现价格发行价值，价格定价机制，只有不同所有者之间进行交换，所有制非公经济才是市场经济真正的结合体，只要不是非公经济为主，那就不可能是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不是个交易市场，不是个买卖市场，而是一个市场经济制度。所以，非常重要。
我们2008年以来的经济政策使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遇到重大选择，就是我们国有企业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发展，我见到北京市一个国企的领导，跟他聊起来，我说2007年达到多少规模？他说2007年60亿，现在1200亿。这几年增长了20倍，他赚了20倍的钱吗？不可能。国有企业规模大了，占有很多社会资源，什么都做，国有企业在社会的比重大规模上升，仅仅从货币上看我的估计，从货币形态看，国有企业在整个市场的比例超过75%。因为我们知道M2，2008年以后M2的增长和2008年以前的货币存量比是150：100，这150里90%差不多是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2008年以后很大的扭转，必须高度认识所有制改革，今天我们面临的困境比80年代改革是还要艰难的道路。现在很多人都认为国有企业很行很好，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们觉得时间窗口是最重要的，现在必须开始消化这些风险。
风险消化的核心要避免系统性风险的爆发，实现风险的缓释减少对经济的破坏力，同时时间才能解决很多问题，这是一个历史的经验。大家知道高负债的问题，如果你控制负债规模的情况下，经济能保持一个增长你就知道你的负债率实际上是降低的，内部的存量资源的转换，使得一部分资源释放到更有效率的部分的时候，它对经济增长体系的推动也是可以延缓风险的。所以，很重要的一条，我还是很支持现在国务院政策的调整，就是要把稳增长作为最重要的一个目标，最重要目标的核心不是我们一定需要这个GDP解决就业，而是我们需要这个增长速度来延缓风险的爆发。所以，我相信这一点，不一定中央这么想的，但我觉得最后的结果应该是有利于我们延长风险爆发的时间窗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怎么看待怎么实现风险的缓释，风险的释放我认为缓释是很重要的，我们不是发现风险就把它引爆了，只有一个小风险引爆能马上排掉，但是一个系统性风险，一个大风险不能引爆，我们必须缓和缓慢，这个缓包括了一个哲学的思想。我们怎么来实现我们风险的缓释，从长期来看我们做市场化的改革，我们要正确看待债务违约，要实现风险处置的个案化，防止系统风险，这个是我们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如果说我们还坚持刚性兑付，不让债务违约，但是这是个案的处理，同时我们要把降杠杆，去产能和风险的释放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现在遇到的一个压力就是刚性兑付，刚性兑付成为我们很大的一个风险累积的包袱，不解决肯定不行，借了钱就可以不还，一定政府偿还，企业被当地政府偿还，地方政府被中央政府偿还…，这个逻辑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但是一直被人认为是这样。所以，这个问题不解决，债务还会像脱缰的野马一样，我们的资源配置就不能得到一个很合理的分配。过去讲的问题谁有关系能拿到钱，他有没有效率是很次要的，现在看起来这一点的确是我们要突破的。
控制金融风险我觉得是重中之重，金融风险理论影子银行又是最核心的，关于影子银行的问题大家有很多分析，影子银行的量跟整个金融资产的比重来看不是它的比重超过银行，超过传统的金融体系，但是它是一个最活跃的，最市场化的。同时又是风险最大的。所以，如果出现问题有可能也引发系统性的，它跟债务市场要挂钩，跟债券市场要挂钩，跟人们心理上的预期要挂钩。所以，是很重要的。实际上可能它来自于银行本身。
你从银行贷一亿，银行的信贷终身负责制，经过很复杂的流程，调研、抵押、评估一套流程，最后给你把这钱贷出来了，但是你发现影子银行银行没有做那一系列工作，包括银行去购买银行间市场债务工具，没有做什么调研，他们看看评级，其实评级他们也不看，是个级就行了，核心他们认为在这个市场能买的就会被偿还，但是他们真的这么认为吗？作为一个金融体系的参与者，其实未必，这里面掩盖的就是道德风险。
关于这方面我有一句名言，“所有的被诈骗的背后都有合谋诈骗的可能”，因为我们知道信贷终生负责制，发债的终生负责了吗？发债的人把一个烂的公司包装押评级公司的级别，最后把它推销掉，拿一笔高额的奖金就跑了，市场没有惩罚机制。这一点我一直在呼吁，让我们觉得压力最大的不是什么发行主体，它是一个单个的主体在我们这里没什么了不起，评级公司还是有点儿小骨气，还是有点儿小力量可以抵抗这个，我一年有几千单生意你一单不要就不要了，但是不是，我们遇到一个最强大的要级别的不是评级公司道德，是承销商的道德，那个疯狂劲儿，你不给我级别我就跟你断绝关系，威胁。其实不是一个威胁了，那个承销商是个集团，威胁评级这个小集团，哪里是什么发行主体？分明就是他们，他们才是风险的制造者。
当然，这些机构跟我们是朋友，但是我强烈呼吁一定要解决这个道德风险问题，一定要把发行主体的终身负责制建立起来，要对出现大的风险的承销机构的人员实行追责，要把他们拿的不道德的奖金追回来，这是很重要的一条。现在这些体系里风险的制造者是谁？风险的制造者是金融体系的从业人员，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认识，你不要看哪儿有风险，金融体系的理论逻辑、政策法规清清白白，想突破它的都是这个机构里的人员，都是趋利性。不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经济的风险就会在另外一个层面爆发。原来我们银行体系有所解决，现在的问题是影子银行问题，影子银行的从业人员的问题，没有像银行体系的从业人员的监管那么严。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是非常用户监管机构在这个领域里下狠手。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另外一块很重要的建立金融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就是给一个清晰的信号，没有永远存在的，一个企业一生出来就要一直活着，包括金融机构。一个人只生不死那地球早不知爆炸多少遍了，它就是总有一个周期，一个企业的生长期，衰落期，衰落的企业就下去了，做的不好的企业下去了，总要淘汰一部分企业，进机构也是应该的。所以，我们在金融企业和金融产品都要破除终身制，解决刚性对付问题，这是很重要的，这个建立起来之后新的风险就不会进一步爆发，就不会进一步累积，这是我们现在要注意到的一个问题。
另外，从改革来看要高度关注降杠杆的问题。以前我把降杠杆作为整个中国改革的一个抓手，或者叫一个焦点。因为我认为2008年以来的中国的杠杆上升集中体现在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客观上导致了中国的一个，我说的比较严重一点儿，或者引人注意一点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个场倒退。这个东西中国2008年以来不是以前的中国，不是1978年以来，或者1992年以来我们选定的方向，市场化，而是非市场化。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政治上的倒退，你看不见中央的文件，你看不见舆论，但是它确实发生了，就是因为一个经济政策。我们借用国有企业作为通道来扩张经济，来实现扩信贷，扩投资。所以，在政府的心目中民营企业已经不重要了。
一个地级市的市长签一个字就可以拿到几百亿，上千亿的钱，中国的什么老板在他心目中都没价值，不仅那个地级市的老板觉得你没价值，省长也觉得你没价值，你一个老板算什么呢？中央更觉得，来个中国的首富也不值什么钱，有价值的就是政府，政府的权力。所以，这就是一个政治上的问题。
经济上，经济结构的变化，机制的变化，另外文化，公务员体系，我们叫做官本位，你看全国的学生考公务员，这些变化，核心就是杠杆率上升，集中在国有企业，所以，降杠杆是很重要的，把他们的负债率降到合理的水平，那就要有一个国有企业退出一部分市场的可能性。这样也有可能提高我们整个市场的效率，重塑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所以，我觉得降杠杆的另外一面从金融体制上看，降杠杆的降低是有序的，我们要观察市场的反应，要防止剧烈行为的出现或者过激行为的出现，在恰当的时机做恰当的动作，使得我们风险的释放能够在一个缓慢的过程中来发展。
简言之就是两条，第一条要坚持我们保增长，保持经济增长率，经济增长本身是可以延缓风险的爆发的，经济总量的增长本身也是可以消化一个系统风险的，这是我们要建立的一个重要的认识。另外一面，我们要正确面对市场的风险，要开始对某些引发系统风险累积的体制性、机制性的问题进行逐步的解决，要从警示，从提醒开始到实际的行动，逐步逐步的让人们建立正确的风险观，从而对新的风险累积进行控制，并且逐步消化一部分旧的风险。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有可能避免灾难性的爆炸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我们只是需要面对经济周期所调整的所需要的压力。如果仅仅是周期性的调整，我相信中国经济体的承受能力是有的，不仅是有这个能力，而且也必须有这么一个机制来应对未来市场经济的形成过程中隔若干年再一次调整，也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中国经济长期持续稳定的可持续增长。
(本演讲稿整理自中诚信金融资讯微信公众号)
